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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学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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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  

2011-03-28 19:33: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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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

鲁西奇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2-25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强烈地感受到不同区域之间在自然环境、居住人口及其生产方式、文化形态等各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且不说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较大距离的区域差异(如大区之间与省际的差异),即便是在乡村旅行,我们也会发现,每隔二三十公里,生活方式、自然条件、聚落类型乃至田野形象和色彩全都会发生变化。每个村庄、每个乡镇、每个县都有属于自己的地域特征。这些地域特性早已渗透在平民百姓的心坎里,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现代化进程中,地区特性似乎正在逐渐消失。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一个地区发生的变化,都有别于邻近的其他地区,或者变化的方式各具特点,从而造成了界限分明的新差异。

区域多样性的内涵


    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地理景观上。还表现在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方面:不同区域经济开发的进程与开发模式、生产生活方式的演进乃至政治模式、文化形态诸方面都会有很大差异。就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进程而言,在汉代,当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时,长江中下游的所谓楚越之地,还是“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基本上处于原始农业状态:而当“安史之乱”以及之后的长期战乱给黄河中下游地区带来巨大破坏的同时,南方地区却迎来了经济开发的重要契机,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最终导致“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就政治形态而言,中原地区较早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建立了中央集权政权,实行统一的行政区划:而在北方草原地区,则长期盛行军事奴隶制或部落联盟,人民随季节迁移。部分山区和边疆地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长期游离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外。西北沙漠中的绿洲范围有限,相互间以及与外界的联系困难,所以形成“列国林立”的局面,其统治模式也与中原王朝有很大不同。凡此,都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与政治形态及其具体表现的差异,我们将这种差异称为“历史发展的区域差异”。也就是说,区域多样性包含两重含义:一是景观(包括自然与人文的景观)的多样性,二是历史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多样性。

区域多样性的成因


    区域景观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根源于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与地形的多样性。不同的气候条件制约或影响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利用,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并有可能在政治体系的建构上表现出差异性。高原、山地、平原与沙漠等地貌类型的土地资源条件迥异,开发利用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其社会经济体系与政治控制方式也因之而产生诸多差异。距离和辽阔地域则是区域多样性形成发育的自然前提,正是由于地域的辽阔,积年累月形成的区域特性才得以保存,很难想象一个自给自足的寡民小国会有风采多样的地区。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中华帝国的长期统一给区域多样性奠定了基础:统一不仅没有泯灭多样性,反而孕育了帝国内部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多元性。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是多样性的地区经济得以发育的基础,而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下政府对于土地所有者的赋役关系以及对于城市和经济活动的统制政策,在客观上打破了区域间货物流通的障碍,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较早发展,从而提供了这种基础;中国历代王朝对其统治所依赖的“核心区”均十分重视,将全国最重要的武力、财富与人才资源集中于核心区内,并给予特殊的政治经济政策,从而强化了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差异:统一帝国体制下行政区域的长期相对稳定,也有助于区域认同与区域特性的发育与成长。更为重要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相对封闭的村社自治传统,多元的神祗崇拜或民间信仰,不仅给区域多样性提供了坚实的“地域社会”基础,更极大地丰富了区域多样性的内涵——它意味着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落,都可能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与文化。

区域多样性的方法论意义



    区域多样性的视角,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条单一的轨迹。不同的区域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有关中国历史特别是古代史的传统阐述。一般以北方中原地区的历史发展为主要叙述线索(又以王朝更替为中心),有关南方地区以及北方、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历史发展,主要被叙述为中华帝国的武力向上述地区的扩张与征服,中原人口移入带来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然后是帝国制度的推行——建立起强有力的官僚系统,实行有效的军政控制。将民众纳入王朝国家的户籍与赋役体系之中。再进一步则是所谓“教化”的展开,即王朝国家通过诸种途径,将正统意识形态灌输到上述地区,“化夷为夏”,最终完成对这些地区的“文化改造”。这一单线式的阐释模式把中国历史的发展描述为扩张、移民、开发、教化与文化传播的历史,掩盖了不同区域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将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进程简单化。区域多样性的视角引导我们努力突破这种单线式的思考方式,更着意于探究不同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纳入中华帝国体制内的根本性需求,分析这些区域自身的历史轨迹,理解其区域特性的形成及其与大一统帝国的一致性之间的差别与关联。实际上,即探寻不同区域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考察这种区域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中国历史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我们相信,不仅北方草原地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青藏高原以及西南边疆地区可能有其迥异于中原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秦岭一淮河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的历史脉络亦不同于中原地区,甚至东南沿海山区的无数村落,即使它们经历着共同的王朝历史,也各自有着内涵很不相同的本地历史过程。


    区域多样性的思想方法,不仅使我们更着意强调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多元构成,强调中华帝国与中国文化的内部差异,还促使我们以一种更为宏大、包容的态度,去对待在宏大的中国历史叙述中未能占据“一席之地”的各种区域性的历史与文化,尊重诸种形式的区域特性及其文化表现形态,承认并致力于揭示其在人类文明和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导我们将关注的目光从巍峨的殿堂转移到乡村的庙宇、集市,从“核心”转移到“边缘”,从“正统”转移到“异端”——但这不是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改变,因为在“多样性”的思想方法中,朝廷的殿堂与乡村的庙宇、核心与边缘、“正统”与“异端”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同等意义的存在,是并列共存的关系,并无上、下或重要、次要之别。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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