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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学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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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宁:《歧路灯》读后感  

2011-07-03 22:15: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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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灯》读后感
范宁

《歧路灯》一百○八回,清乾隆时人李海观著。海观(1707——l790)字孔堂,号绿园,祖籍河南新安。康熙三十年(1691)豫西新安等地大饥荒,海观祖父携家逃难到汝州宝丰县住了下来,遂为宝丰人。他一生只做过一任知县,是一个失意的文人。《歧路灯》有人说原本百二十回,今存百○八回,不是足本。但从小说故事说,百○五回已经结束,最后三回已是蛇足了,百二十回的说法,恐不可靠。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一个青年,由于家庭母亲溺爱,管教不良,以致被一批诈骗者勾引,聚赌宿娼,走上堕落的歧路。后来靠亲戚朋友的挽救,加上自身遭受到一些折磨,幡然悔悟,回到读书做官,所谓封建地主阶级的子弟的正途。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主题的选择不高明,主要人物形象塑造也不很成功。但作品中记录了历史上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面貌,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形形色色的怪现象,尼姑成了公开的妓女,老婆也可以作为骗钱的工具。官吏豪绅串通一气,贪污贿赂,枉法徇情,无恶不作。其中有些场面展示出一幅一幅的百丑图,给人们提供了认识和了解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生活黑暗的罪证。就这方面说,这本小说还是有意义的。认识到旧中国地主阶级生活堕落腐朽,假仁假义,才能够真正懂得新中国社会主义好。此外小说中的语言也是很成功的,有些对话,逼真生动。个别人物如孔慧娘,比起《儒林外史》里那位鲁小姐来,性格刻画含蓄而不外露,心理克制得像一潭死水,这里面有些值得人们深思的东西。

五十多年前,朱自清先生有一篇评论《歧路灯》的文章,从题材、结构、描写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肯定了这部作品。由于朱先生撇开作品的主题思想,而且所见到只是前面二十六回,未窥全豹,评价上今天看来,有些不完全切合实情。我现在也从这三方面补充朱先生意见,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先谈题材。《歧路灯》主要写的是一个败家子回头的故事。败家子谭绍闻不仅败掉了谭家的产业,而且败坏了谭家的声誉,同时也破坏了封建国家的纲常名教礼义廉耻。在做坏事时,开头他思想上有点矛盾,情欲和理智在内心中交战,结果总是做了情欲的俘虏。家有妻妾,还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受了愚弄,可笑又复可怜。后来在亲戚、父执、义仆的帮助下回头了,回到哪里去?回到封建地主的老窝,做一个精干的封建阶级的孝子贤臣。这时情欲和理智都不见了,剩下来的只有名教道学,而谭绍闻成了程朱理学卫道士。这部长篇小说八十回以前,作者恨铁不成钢,以叙述谭绍闻所作所为,主要是嫖赌的过程中无意泄漏了地主阶级生活的荒淫无耻和贪残诈骗。八十回以后的谭绍闻就只是“家为顺子,国为良臣”。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而转;妻贤子贵,诸事满足。至于义仆帮助主子重整家园,这在《醒世恒言》中就有《徐老仆义愤成家》,封建地主阶级是经常表扬这种事迹的。谭绍闻虽然讨厌老仆王忠,但王忠恋主情深,时时刻刻都关心谭绍闻。王忠替主子筹画还清了积年的嫖赌欠债,就开始替主子出谋划策,买田置产,认为“万物皆从土里生,用的银钱也是庄稼粜的”。只要有颗“勤俭的心”,恢复旧业,重做财主是不难的。王忠就这样从义仆变成了谭家的功臣。不过谭绍闻并不只想做个财主,他改志读书,中了副榜,报国立功,回到家中,“开门一看,较之父亲在日,更为佳胜”,“到堂楼,一家围坐”,一切都称心如意。这时谭绍闻已经不是败子,而是一个“清官”。

的确,通过谭绍闻前后生活的变化,《歧路灯》不仅写家庭生活,而且写了社会生活。除正人君子、富商大吏出现作者笔下以外,还有赌徒光棍、妓女媒婆、衙役乡绅、塾师幕僚、江湖术士、牙行经纪;所描写的生活场面,就题材说,它比《红楼梦》局限于家庭盛衰,爱情得失,是要广阔一些。但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不在于题材的广窄,而在于主题思想的深刻或肤浅,以及写作技能的高下。生活面广只能给人多了解一些世事人情的知识,不能使人认识社会和人生的本质,更不能增加艺术的感染力。《红楼梦》揭露了衰败中的社会里两代人的矛盾,新生的婴儿被腐朽的霉味窒塞得透不过气来,令人产生沉痛感。而《歧路灯》呢,只是对社会上一些浮浮泛泛的现象触动了一下,缺乏更深刻的揭露。

当然,《歧路灯》中所写的事实,在封建社会中,甚至资本主义社会中,也都可能发生。历史上财权和政权的再分配是多种多样的。不义之财的摄取是多渠道的,不择手段的。谭绍闻所走的正路就是贾宝玉所唾弃的仕途经济。

至于《歧路灯》的结构,不蔓不枝,首尾照应,情节变化紧紧扣住作品主人公的生活变化,没有头绪纷繁、组织松懈的毛病。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通过家庭的纽带把同一族姓人的命运拴在一起,显示封建宗法的力量,体现作者用心和作品主题思想是一致的。促使谭绍闻生活发生变化的真正力量不是老仆王忠的忠告,而是族人谭绍衣的援助。没有谭绍衣,谭绍闻是挤不进官场的,进不了官场,回归“正路”是不可能的。

《歧路灯》通过谭绍闻“今是昨非”的生活变化,把封建地主阶级官场的丑恶一面和地主阶级要求清廉正直的官吏的另一面对照起来描写,使人感觉到谭绍闻的确走上了正路。大有太阳出来,烟消云散,好人露面,妖怪俱藏之势。作者让情节自然流动,达到故事前后一致的有机结合。这就使得小说作者在情节安排上,前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匠心独运,正表现《歧路灯》在结构上的一个优点。

也正因为如此,作品显得叙事多于描写。三个重要人物,谭绍闻、王氏、王忠刻画性格的地方都不细致,人物也不生动。作者重事理而不重情趣,劝诫意识浓,抒情味道淡。我们把《歧路灯》和《红楼梦》一对比就清楚了。《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一个个都感情饱满,贾宝玉被人称为情种。他们生活中充满了情趣,作者曹雪芹抒写这种情趣也十分细腻。至于《歧路灯》就不同了。写人与人之间往来和纠纷的事很多,而且充满说教传道。陈腐的理学,三纲五常的摆弄,夫妇朋友之间冷冰冰的。没有乐趣,没有真正的爱情和友谊。人生只是履行孝子忠臣的职责,结婚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如此而已。这也就是说,《红楼梦》以写人为主,《歧路灯》以写事为主。由于以事为主,所以不十分重视人物性格塑造。贯串全书的是事与事的联系,人是因事而存在。作者要写一个败子回头的故事,用以警世,这样就出现了谭绍闻,让谭绍闻充当这个角色,故事变化和发展一点也不受到谭绍闻个人性格的制约。从败坏三纲五常到维护三纲五常看不出谭绍闻个人性格起到决定作用,这个人实在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个性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歧路灯》中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都不鲜明突出。

下面我们就接着谈谈《歧路灯》中的描写。上面我讲《歧路灯》是以叙事为主,并不是说《歧路灯》中完全没有人物描写。朱自清先生说:“谭绍闻、王隆吉、盛希侨都是好人家子弟,质地都是好的,都是浮荡少年;这样地相同,而度量、脾气又是怎样差异!”这就是说这三个人物是各具特点的。的确,这三个人给人的印象不一样。盛希侨有点豪侠气,王隆吉颇规矩,谭绍闻四不像,形象并不那么明晰。这样所以朱先生又说:“作者阅世甚深,极有描写的才力,可惜并没有尽其所长。”对于书中人物性格,作者“不要也不肯淋漓尽致或委曲详尽地写出来。”在《歧路灯》中主要人物谭绍闻做的事情很多,但性格刻画并不鲜明,没有做到“淋漓尽致”。倒是那个孔慧娘的性格,虽然着墨不多,给人印象还是深刻的。《歧路灯》中的妇女形象写得多的是谭绍闻的母亲王氏。王氏是一个没有头脑,没有远大眼光,也没有见识的世俗妇人。这个相当糊涂的女人和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比较起来,更为庸俗,不像王夫人那样矜持。她对待子女也不像王夫人那样严。有一次,她让谭绍闻去赶会,向丈夫谭孝移说:“这吹台三月三大会,叫孩子跑跑去。读了两个月书了,走散走散,再去读书何如?”谭孝移回答说:“小孩子赶会,有什么好处?不去罢。”她大不以为然,说:“这个说不好,那个说不好,如何会上有恁些人?我当初在家做闺女时,我爹爹性儿甚是严谨,到这三月三,也还叫我娘引我,坐车到会边走走。”谭孝移不觉笑了,说:“妇女上会,也不算他外公什么好家法,你不说也罢。”她很不服气地说:“偏你家是有家法人家!我见那抚院、布、按大老爷们,这一日也去赶会哩。”这一段对话,活龙活现地表明了两个人物不同的性格,语言十分生动。《歧路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虽不很成功,但运用塑造人物的描写手段的语言却相当熟练精巧,特别是对话中的语言。作者使用了河南地方语言,然而不显出十分土气,如第七回长班说:“硬过船,软过关。”又如八十五回王象荩(即王忠)对谭绍闻讲:“俗话说:‘千行万行,庄稼是头一行。’”“一家做官,等着吃穿”等等。

总之,《歧路灯》整个思想主题是不高明的,人物塑造也不很成功,但记录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思想状况和生活状况,涉及的社会面相当广阔,宦门子弟的堕落放荡,书办、皂役的为非作歹,士人学究的空虚迂腐,星卜相士的迷信活动,绅士豪门和官府的勾结,尼姑、妓女和光棍的胡缠,光怪陆离,应有尽有,读者可以从其中看到封建社会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人间地狱。作者以酣畅的笔墨、沉痛的心情,向人们讲述出来一个败家子的故事,耗费了大半生的精力,还是有所收获的。《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也是一个败家子故事,但杜少卿这个败家子没有回头。《歧路灯》中谭绍闻却从恶劣而腐臭的环境染缸里爬了出来,改邪归正,回头了。同样写败家子,写法不同。讲说败家子回头,在民间故事中很多,而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写出来,《歧路灯》是有特色的,这也就使得《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在封建后期的社会中,百病丛生。谭孝移临终嘱附儿子说:“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希望他的儿子能在滚滚浊流中站住脚跟,只是一个希望。远不如王氏说:“世人只要钱,不要书,我是个女人,也晓得这个道理。”讲得十分透辟。这个女人,糊涂一世,这倒是一句聪明话。



原载:《〈歧路灯〉论丛(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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